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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领袖(孙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记忆》葛培林

编辑:千味书屋 来源: 九零文学网 时间: 2019-04-08 15:25:42 阅读: 333次
《立宪领袖(孙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记忆》葛培林

基本信息

书名:《立宪领袖(孙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记忆》
丛书名天津记忆
作者葛培林
(作者),王振良(编者)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第1版(2015年7月1日)
页数:223页
语种:简体中文
开本:32
ISBN:9787552803327,7552803320
ASIN:B0169E4ZWE
版权:天津古籍出版社

编辑推荐

葛培林著的这本《立宪领袖(孙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记忆》,延续了其孙中山史料研究的思路。是翻阅大量文献典籍后,一篇篇、一段段钩沉而来的,资料性非常之强,可以说是为今后的孙洪伊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作为一本资料集来说,它肯定是不完美的,必然会有一些遗漏,这一点我们毋须强求。与孙洪伊相关,他的妹妹孙云、妹夫罗朝汉等,也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作者简介

葛培林,现供职于民革天津市委员会。为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天津市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政协天津市和平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会会员、天津市政协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

fanwen.co多年从事孙中山研究、天津地方史研究以及书法研究,著述颇多。已出版专著《清代状元王杰书法鉴赏》《学生书法入门》等。


目录

自序
第一辑捐资办学与政治活动
一、在天津捐资办学
二、在立宪运动中
三、在“五四”运动中
第二辑孙洪伊与近代名人
一、孙洪伊与孙中山
二、孙洪伊与李大钊
三、孙洪伊与冯国璋晤谈
四、孙洪伊与白坚武
第三辑近代名人谈孙洪伊
一、章太炎眼中的孙洪伊
二、李根源谈孙洪伊“联冯制段”
三、张国淦谈北京政府任职内的孙洪伊
四、曾毓隽谈“府院之争”中的孙洪伊
五、马千里谈段祺瑞排挤孙洪伊
六、王葆真谈孙洪伊与滦州起义
七、孙云诗写孙洪伊
八、吴虬笔下的孙洪伊
九、何世桢谈孙洪伊
十、觉明谈孙洪伊的“孙黎联盟”
十一、马凤池密报中的孙洪伊
十二、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笔下的孙洪伊
第四辑孙洪伊文稿
一、个人文稿
二、联名文稿
三、存目文稿
第五辑有关孙洪伊函电
一、孙中山给孙洪伊的委任状和函电
二、近代名人致孙洪伊函电
征引文献
附录:孙洪伊生平事迹
后记:脚踏着实地来消灭空白/杜鱼


经典语录及文摘

自序
葛培林
这本书的印行,应该感谢我的好友王振良兄。是他督促我早日完成了此书。并且在《天津记忆》上用专号刊出,我觉得更有其地方特色。因为孙洪伊是喝海河水成长起来的天津人,《天津记忆》刊印研究孙洪伊的专著,可谓再合适不过了。
具有深远的爱国主义传统、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英雄人物辈出的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此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及其财富,遭受到东西方列强的疯狂奴役与掠夺,加之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使得中国陷入了国弱民穷、愚昧落后的境地。为此,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于是出现了林则徐、孙中山、康有为、严复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而孙洪伊便是步其后者的人物之一。
孙洪伊(1872—1936),字伯兰,天津人。其家庭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北仓大盐商孙家。他先后捐资创办了北仓蒙养小学、民立第十高级小学,后与其妹夫罗东朝各捐资15000元在天津城内户部街创设了电报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6)孙洪伊卖掉祖遗田产4000亩,得款42000银元,全数充作创立天津明新中学之用。后来孙洪伊又与蒋冶亭合办了天津河东中学,孙为董事长,蒋为校长。时值中国近代教育兴起之际,这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传播新思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宣统二至三年(1910-1911),作为同盟会会员的孙洪伊,曾三次在全国性的立宪运动中领衔上书清政府。从此,他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与汤化龙等组建民主党,旋即参加进步党,为其领袖之一。1913年,任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次年他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图谋帝制,公开发表反袁言论。1916年6月,任黎元洪为总统的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7月改任内务总长。1917年9月,孙洪伊任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内政总长。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驻沪全权代表,直至1923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对日宣战。
孙洪伊一生为官几十年,但他廉洁清正,生活严肃,1936年4月17日因病故去,没有财产留给子女。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其死后是由朋友们资助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之小山上,与秋瑾墓隔丘相望。
笔者搜集研究孙洪伊的资料始于1984年。
目前,史学界缺乏对孙洪伊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文章介绍孙洪伊的事迹,而且有的权威性的辞书中关于孙洪伊条目的介绍,不是生卒年错误,就是只有生年而无卒年,如章开沅主编,武汉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辛亥革命辞典》第167页关于孙洪伊的生卒年为1870-一1936年,生年就是错的;又如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第279页关于孙洪伊的生卒年为1870一?。只有错误的生年而无卒年。这两部辞书中关于孙洪伊的介绍,更无生卒的月日。而正确的生卒年月日,据孙洪伊的长子孙抱存、次子孙玉枢撰写的《回忆先父孙洪伊》(未刊稿,笔者所收藏的该稿,系孙玉枢先生所赠)中记:孙洪伊“生于清同治十一年农历十月十七日”(按:1872年11月17日),卒于“1936年农历三月二十六日”(按:1936年4月17日)。由此可见,对于孙洪伊缺乏研究之一斑。
时至今日,海内外史学界还没有一本研究孙洪伊的专著出版。本书的问世,将会补上史学界的这项空白,从而进一步丰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内容,使大家初步了解孙洪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作用,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由于本人的历史知识所限,书中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尚祈大家批评指正。
2010年9月9日
(葛培林按:这篇自序是书稿2011年在《天津记忆》推出时所作,今仍保持当时原貌置于前面。感谢问津书院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将本书纳入“问津文库”正式出版。2014年2月。)

脚踏着实地来消灭空白
天津地方史之研究。空白点实在太多。即就近现代而言,大沽口之战、洋务运动、小站练兵、北洋新政,这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迄今仍无像样的专著出现。关于天津教案,倒是有台湾学者著书立说,虽然尚可继续完善,但我们还是要万分地感谢他,因为毕竟给天津地方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
记得前两年,在书店翻看过一册《中国海疆炮台图志》,关于天津大沽炮台,记得只有寥寥两三页,不但远逊于虎门炮台,即较厦门、镇海、烟台、营口、旅顺等地,其篇幅也多有不如。这与大沽炮台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可谓极不相称。由于天津地方史研究的差强人意,大大影响了学界对天津历史文化的认知。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诸多近现代专题史的写作中,天津本来都应该有一定地位甚至重要地位的篇章,但在实际操作中常被一笔带过,乃或略而不提。这种局面的出现,我们没有理由埋怨外地学者的疏失,而是更应该进行自我之反省——对于天津的诸多重要历史文化课题,我们并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藉此给撰作史著的专家学者,来提供足够多的参照资料。历史之因由本末和重要与否,虽然是一种客观之存在,但是如果不把它挖掘并且表现出来,那还是没有人知道的。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之发展,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已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全国的许多地区,从弘扬地域文化立场出发,推出了各种乡邦文献丛书。天津的历史文化研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一切都还得从最基本资料找起。我们需要补的课较多,因此还不能急于求成,必须脚踏着实地,一步步走下去。其实,以全国的视野来进行天津地方史研究,是比较容易出高水平成果的。至少在文献搜集、田野调查、观点交流上,有着客观的空间和时间优势。葛培林先生编撰的《孙洪伊其人》,即是一项能填补天津地方史空白的成果。在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上,孙洪伊是个既重要又有趣的人物,被时人与孙中山先生并称为“大孙小孙”。众所周知,葛培林先生是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和天津地方史专家,而《孙洪伊其人》恰好是这样一个优势交叉的结晶。其实,葛先生还有一个常被人们忽略之处,就是多年来一直默默研读和实践书法艺术,正是在这种潜心静气的涵养中,使得他能够避开尘世喧嚣和名利诱惑,时刻保持着一种从容的心态,使得相关研究永远在扎实中推进。这本《孙洪伊其人》,延续了其孙中山史料研究的思路。是翻阅大量文献典籍后,一篇篇、一段段钩沉而来的,资料性非常之强,可以说是为今后的孙洪伊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作为一本资料集来说,它肯定是不完美的,必然会有一些遗漏,这一点我们毋须强求。与孙洪伊相关,他的妹妹孙云、妹夫罗朝汉等,也都值得研究者关注。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去岁我们曾拟届时搞个民间性的纪念会。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既幼稚可笑更不合时宜,因此我们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不过,有关资料还是准备编辑些,《孙洪伊其人》算是其中的第一本,权且作为我们对纪念辛亥革命的微不足道的奉献。
杜鱼2011年6月21日
(葛培林按:《立宪领袖:孙洪伊其人其事》书稿最初在《天津记忆》第85期内部印行,题名曰《孙洪伊其人》。本文是当时杜鱼先生所写编后记,今一仍其旧置于此处,以留雪泥鸿爪也。)

三、在“五四”运动中
五四运动时期,孙洪伊受命于孙中山任驻沪之全权代表。当时孙洪伊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直接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的“五四”民众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高举“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卖国主义者的旗帜,很快波及全国沿海各大城市。此次运动即是闻名全国的“五四”青年运动。6月3日以后,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 。
此时在上海的孙洪伊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组织和领导了上海的五四民众运动。对此,王耿雄所著《孙中山与上海》(1991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说得非常清楚:
上海租界警方当局报纸也曾明确指出:从1918年6月至1919年6月,上海工人屡次罢工的原因,除民众生活费用上涨,不堪重负的因素外,“另一方面,凡密切注视局势发展动态的人都会清楚地看到在工人中间,所进行的政治宣传活动是一个有力的因素。警务处所收到的一连串报告似乎表示,国民党的政治鼓动家是应负责任的。”国民党的著名领袖孙中山、孙洪伊等人,正在“竭力援助和鼓励”包括工人罢工在内的上海民众运动。尤其是孙中山,始终“在幕后操纵”着运动。
由于孙中山是住在上海法租界,当时英帝国主义路透社谣传“过激派(指苏俄)致函孙中山,请其发起中国劳工革命之说。”并有北洋军阀总统府军务处称:“苏俄欲发展远东劳农主义,早已与孙文携手,刻有决定汇巨款接济劳工捣乱各派,以上海为全国传播之总机关。”1917年夏,孙中山为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口授朱执信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以朱执信名义出版。当出版时,上海租界英帝国主义下令捕房搜查泰东书局,禁售《中国存亡问题》书刊,而尽行掳去,并下令缉拿朱执信。为此孙中山在法租界考虑关于政治运动,自己不便公开出面,只能“在幕后操纵”,指示在上海的国民党的重要干部孙洪伊、邵力子、张继、朱执信、戴季陶、叶楚伧、曹亚伯、韩恢、朱卓文等,以民间团体“中华工党”“中华工业协会”“全国报界联合会”等形式,在上海五四学生运动及“六三”工人罢工斗争中发挥了作用。特别是孙洪伊,上海租界当局曾指出,他是上海五四民众运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孙洪伊当时在上海的政治言论和行动,正如他自己所说“洪伊与中山先生,凡事皆直接协商”。这可见孙中山在“幕后”,“提撕同人,一致进行,尽力声援和支持上海学生爱国运动和工人罢工斗争。
另外,上海租界警务处副总巡:A·汉·尔登·约翰逊于1919年7月16日在致上海英总领事的函中云:“这运动的成功,使上海国民党得以招募到许多学生站到他们那方面去;向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这被孙洪伊及其他人的行为所证实。”这从帝国主义者的言论中,也说明孙洪伊在运动中起的重要作用。孙洪伊还致电军界要员:“吾愿公等军队为纾国难而增荣,不愿公等军队随国家以俱尽也。请速脱离卖国党羁绊,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徒党徐树铮、靳云鹏、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贼人之罪状;兴师致讨,先除内奸,然后合力对外。起已死之人心,挽将绝之国命。存亡呼吸,争此斯须,惟公等实图利之。”这说明孙洪伊不但领导了上海的五四民众运动,而且号召实力军界要员与卖国贼之流做斗争。
孙洪伊作为上海五四民众运动的领导者,还可从北洋政府官员的报告中窥视一斑。据北洋政府督办参战事务处庄璩珂于1919年6月11日上报国务院的密电中云:“中国秩序未固,益以学生正在蛮动,实为过激派肆毒之良好机会。现上海该派本有强固机关,与民党孙洪伊等亦极接近。风潮如不早息,该派势力将波及军界,彼时中国大局必陷于无可收拾之情况。”另据卢永祥于1920年3月13日上报北洋政府内务部的密电中云:“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陈家鼎、姚作宾、曹亚伯、许德衡等,于本月一日假法界义和里全国学生联合会开秘密会议一次,民党要人孙伯兰、戴天仇等均到会,公同议定在上海组织总机关,以立基础而通声气;并刊印鼓吹过激主义之书报,暗行散布,使一般人均洞悉过激主义之精神及共产之利益,一面分派党徒赴天津、济南、汉口、南京、厦门、杭州等处,与各地农工商学各界联络,筹设各分会,散发印刷品,组织演讲团,务期全国人民一致进行。等情。”
P10-13

书友评论及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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